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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葡京娱乐葡京娱乐」东京大审判中的日本甲级战犯能被赦免,只因麦克阿瑟做了一件事!

2020-01-09 13:14:43    浏览数:921

「澳门葡京娱乐葡京娱乐」东京大审判中的日本甲级战犯能被赦免,只因麦克阿瑟做了一件事!

澳门葡京娱乐葡京娱乐,作者:陈杰(选自《战后日本:废墟中的崛起》,毅品独家授权刊登连载)

一、战犯

我想自杀,但自杀有时候会失败……

——战犯东条英机

日本投降以后的第一件任务,就是要对日本战犯的罪行进行清算。从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军部的野心不断膨胀,日本军队每到一地,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犯下了累累罪行。根据《波茨坦公告》,盟国将在战后对日本战犯进行法律制裁,在“密苏里”号签字仪式后第六天,麦克阿瑟抵达了东京,他立刻开始着手处理战犯问题。

当然,在麦克阿瑟抵达东京前后,日本东京各政府官邸顶上都冒出了滚滚浓烟。这并不是因为美军的空袭,而是因为政府高官们正在忙着焚烧绝密文件,忙着销毁他们在战争中的种种罪证。由此可见日本战犯的做贼心虚。

对于日本人来说,对战犯的审判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最先被披露出来的一些日本战犯的罪行就包括“巴丹死亡行军”。1942年4月,自台湾出发的由本间雅晴中将率领的第十四军攻下了菲律宾的巴丹半岛,在半岛上共有7万多名美菲联军投降,日军将所有俘虏押送往100公里以外的战俘营,并只给予极其少量的食物和饮水。美菲战俘本已虚弱不堪,在途中或者因为日军的虐待和侮辱,或者因为登革热等热带疾病流行,或者因无法行军被日军刺杀或枪杀,死亡人数高达15000人。抵达战俘营后,在最初的两个月,又因日军的虐待和重苦力劳动死亡2万多人。

这一消息在战后被披露,日本举国哗然。昭和天皇立刻剥夺了本间雅晴的军衔和勋章。菲律宾马尼拉的军事法庭于1946年2月11日判决本间雅晴死刑,并于4月3日枪决。当然,巴丹死亡行军事实上很大程度是因为大本营参谋辻政信打着大本营的旗号肆意妄为,但这个辻政信却在战后逃脱了应有的处分。

另一位引人注目的战犯就是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山下奉文是日本二战时期的一名猛将,他在1942年只用了两个星期就攻克了英国在亚洲的重要据点新加坡。占领新加坡以后,日军在新加坡进行“华侨肃清”,声称当地的华侨支持中国抗战运动,要将华侨全部“鉴别”出来“肃清”。1945年2月,山下奉文又在菲律宾对抗美军,在他下令撤出马尼拉以后,日军在马尼拉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加上战火波及,造成上10万平民的死伤。战后,马尼拉军事法庭就“华侨肃清”和“马尼拉大屠杀”两案对山下奉文提起诉讼,判决其死刑,并于1946年2月23日将之绞死。

在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是南京大屠杀的数名战犯,当时攻入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在南京军事法庭上被判决死刑,并于1947年4月26日被枪决。另两名战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也在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雨花台吃了“花生米”,这两人是臭名昭著的“百人斩竞赛”的实施者,在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的过程中,这两人拿无辜的中国百姓试刀,开展“百人斩”杀人竞赛,当时的《东京日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对之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讽刺的是,这些耀武扬威的战时报道在战后就成了这两人定罪的铁证。

以上的这些人都是“乙、丙级战犯”(b、c级战犯),是由战胜国各自进行审判的。而日本军国主义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a级战犯)则是由反法西斯盟国在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在东京的ghq也加快了逮捕战犯的步伐,麦克阿瑟签署了命令,下令逮捕首批被指控的40名战犯。

在战犯名单上名列第一位的是前首相东条英机。东条英机,1884年出生。他在1937年就任关东军参谋长,直接参与策划了侵华战争,1940年开始出任陆军大臣,1941年10月日美开战前夕出任首相,并兼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直接自杀未遂的东条英机策划了珍珠港事件。到1944年,美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大获全胜,突破了日本的“绝对国防圈”,东条英机被迫下台。在东条权势最盛的时候,一度兼任首相、陆军大臣、参谋总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是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直接策划者和领导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号“甲级战犯”。

东条英机在战时的1941年1月曾经发布过一个臭名昭著的《战阵训》,其中就有一句“生经俘虏之耻,死受污名之累”,无数日本人因这句话发起了“特攻”作战,自杀性攻击在战场上送掉了性命。全部把别人家的儿子送上侵略战场去送死,自己的儿子却躲在后方,毫发未伤。加上他担任首相时,利用“特高”警察进行特务统治,让无数日本人生活在提心吊胆、道路以目的生活中,战后,东条英机引起了许多日本人的愤怒。

东条英机自己也知道时日无多,所以一开始就做好了自杀的准备。他决定自己去亲身实践他的《战阵训》,所以一早让医生在他胸部指点了心脏部位,用黑色炭笔在心脏位置上画了标记。根据当时人的说法,东条还在随身烟斗里放了氰化物,且军刀不离身,做好了“死”的准备。

近卫文9月11日,ghq发出了逮捕东条的命令,大批嗅觉灵敏的新闻记者一窝蜂拥到了东条位于东京世田谷的寓所,到下午,那里已经像菜市场一样热闹,一大批记者和看热闹的人都来争睹头号战犯的“风采”。

下午4时,ghq的宪兵抵达东条寓所,东条英机的夫人先从后门出来,见到门口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美军的两辆吉普车停在了门口,军官闹哄哄地带着士兵包围住屋子,下令把东条带出来,此时正是下午4时17分。突然屋子里传来了一声枪响,执行逮捕的军官、宪兵和新闻记者冲进了屋子,发现东条英机穿着衬衣,胸前有一摊血迹,手里握着一把手枪。看到宪兵进来,东条手里的手枪掉在地上,整个人瘫在椅子上,向人要水喝。喘了一口气以后,就开始大放厥词:“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站在法庭上接受战胜者的裁判非我所愿,我等待历史的公正裁决。”

嗣后,他不无“遗憾”加了一句虚弱的话:“我想自杀,但自杀有时会失败……”

美军宪兵立刻为东条实施了急救,4时50分,美军宪兵叫来了住在东条隔壁的医生,5时15分,美军医疗团也抵达了现场,大家七手八脚把东条搬到了第1师团的医院输血,又运送到美军在横滨的野战医院进行手术。由于东条是个左撇子,所以他用右手向心脏开枪时因为不习惯而稍高了一些,加上心脏在开枪那一瞬间正处于收缩状态,这个头号战犯奇迹般的捡回一条命。

必须接受历史审判的人,如果就这样死了,岂非便宜了他!

不过,前首相近卫文麿倒是幸运地逃过了审判。

近卫文麿,1891年出生,其家族是日本的名门望族,他在1937年6月4日第一次出任首相,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40年7月第二次出任首相,和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缔结了同盟;1941年7月第三次组阁,推行“南进”政策,日军侵入了东南亚各国。作为战争时期的首相,他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近卫在战后采取了和麦克阿瑟占领当局合作的态度,但这并不能抵消他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1945年12月6日,他收到了ghq要求他前往巢鸭拘置所报到的通知。12月16日,在他报到期限的最后一天,他被家人发现僵硬地躺在床上,床头桌子上放着一个小瓶,里面还有残余的氰化物。这位显耀一时的前首相选择了自杀。

1946年1月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法庭立刻圈定了26名被告,姗姗来迟的苏联人又要求加上了梅津美治郎和重光葵两名被告,一共是28名被告,他们的名字如下:

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武藤章、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荒木贞夫、木户幸一、铃木贞一、平沼骐一郎、东乡茂德、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星野直树、大川周明、佐藤贤了、大岛浩、重光葵、永野修身、松冈洋右、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贺屋兴宣、白鸟敏夫、畑俊六。

1946年4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选定了审判地址——位于东京市谷的前陆军士官学校讲堂,这里在战时也一度是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所在地,而法庭庭长韦伯(sir william webb,1887—1972)用的正是东条英机曾经的办公室。

二、审判

对一切诉因,我声明无罪。

——战犯东条英机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在昔日陆军士官学校的讲堂里,如今高悬着中、英、美、苏等11个反法西斯战胜国的旗帜,以澳大利亚籍法官韦伯为首的11名法官走上了主审席,其中包括中国派出的梅汝璈法官。ghq的宪兵将28名被告押进了法庭,现场记者的闪光灯立刻亮成了一片。随后,韦伯宣布开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一运作缓慢的机器终于开始运转。

美国籍的首席检察官基南(joseph berry keenan,1888—1954)首先宣读起诉书,长达42页的起诉书中列明了日本战犯的55条罪状,第一条是:“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以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或同盟者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东亚、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其接壤各国或邻近岛屿之军事、政治、经济的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合作,对任何一个或一个以上反对此项目的国家从事侵略战争。”第27条列出了日本对中国发起侵略战争的罪状,第29、31、32、33条分别列出了日本对美国、英联邦、荷兰、法属印度支那的侵略罪状,第35和36条列出了日本试图侵略苏联的罪状,第54条列出了日本战犯下令、授权或实行对战俘或其他人员进行非人道主义行为的罪状。即便是这样长长的起诉书仍有遗漏的部分,比如日本731部队的细菌战、人体实验就未被列入起诉书,日军军中的“随军慰安妇”等性暴力问题也几乎未被提及。

在基南宣读起诉书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坐在东条英机背后的大川周明突然做了种种诡异的举动,他从进入法庭开始就变得不太正常,穿着一双木屐踢踏踢踏地走到被告席上,在被告席上抓耳搔腮,左右扭动,把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裸着上身。最后他竟然用手去拍坐在前面的东条英机的光脑门,大叫着“inder kommen sie!”(德语:印度佬!过来!)他的诡异举动立刻被庭长韦伯所注意,韦伯下令宪兵将他带出法庭。几天后,医院发来了一张报告:被告大川周明,患有梅毒性脑炎,引起严重精神障碍。大川周明因此被从被告名单上除名。

大川周明是所有甲级战犯中唯一的一个民间人士,他是和北一辉齐名的法西斯思想家、理论家,鼓吹对华侵略战争,对日本军国主义大唱赞歌。他“适时”发了精神病倒让他“幸运”地逃过了可能的绞刑。

在整整两天的起诉书宣读完以后,法庭循例询问所有被告是否承认有罪。不出意料,所有的被告都一致否认自己有罪。东条英机甚至强调:“对一切诉因,我声明无罪。”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被告究竟都是“何方神圣”。

东条英机,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位“首席战犯”,他被控全部55条罪状中的54条,历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首相等职的东条,与侵华战争、日军“南进”、珍珠港事件等一系列战争罪行都有紧密的联系。

广田弘毅,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06年通过外交官考试加入外务省,1933年就任外务大臣,他通过外交手段为日本对华侵略,炮制“满洲国”,策划华北“自治”等一系列阴谋张目,1936年他抛出了著名的“广田三原则”,要求“中日亲善”,“阻止赤化”,在其华丽的辞藻下掩盖着吞并中国的野心。1936年“二二六”事变后,广田弘毅出任首相,后来又在近卫文麿内阁中重任外相,成为策划和参与侵华战争的主要人物。

松井石根,1878年出生,陆军士官学校9期次席,陆军大学校18期首席毕业,“七七”事变后,他作为华中方面派遣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率军杀入了南京,对南京大屠杀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土肥原贤二,这个肥胖的家伙是日本的头号间谍之一,他是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的炮制者,也是华北“自治”的设计者。被中国人称为“土匪原”。后来,又从间谍身份转为军人,1943年为东部军司令官,1944年调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满手血腥,罪行累累。

武藤章,陆军大学校32期毕业生,1937年“七七”事变时,作为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武藤章坚决要求“对华强硬”,并在12月到中国担任华中方面军参谋副长,1944年出任驻菲律宾的第14方面军参谋长,一手导演并纵容了马尼拉大屠杀。

板垣征四郎,陆军大学校28期毕业,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后成为伪满洲国的高级顾问,出任关东军参谋长,推行内蒙古“独立”等一系列侵略政策,在出任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期间,他又竭力推动扩大侵华战争,1939年又出任中国方面军参谋长,1940年任朝鲜军司令官,战争结束时在新加坡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他手上沾满了亚洲各国人民的鲜血。

木村兵太郎,1940年为关东军参谋长,1941年起为陆军省次官。1944年调任缅甸方面军司令,他率领的缅甸方面军屠杀当地居民,虐待俘虏,所修筑的泰缅铁路每一条铁轨下都有无数战俘的冤魂。

除了这七个最重要的战犯以外,其他还有前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他早年渡美留学,1904年通过考试进入外务省,随后就被派往中国,“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在国际联盟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以流利的英语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1940年成为外务大臣,一手促成了德意日三国的军事同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他甚至炫耀式地用英语声称自己无罪,松冈洋右在1946年6月27日于审判中病死(另外,还有唯一一个曾担任过海军大臣、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和军令部部长三大海军职务的永野修身也在1947年1月5日于审判期间病死)。曾为陆军大臣的荒木贞夫亦非善类,他作为日本法西斯“皇道派”的代表人物,曾经在担任文部大臣期间大力推进军国主义教育。陆军中将铃木贞一,号称东条英机身边的“三奸”之一,是东条的得力助手。陆军大将南次郎,曾经担任陆军大臣、朝鲜总督、关东军司令官,在朝鲜当政六年,极力推行殖民化统治。畑俊六,曾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是侵华战争的急先锋。大岛浩,一个以军人身份成为驻德大使的人物,疯狂痴迷德国,一力推进日德法西斯的联合。

要对付这些顽固的战犯可谓不易,检察方从1946年6月3日开始到1947年1月24日为止,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向法庭提出了各种证据,又在1947年2月24日至1948年1月12日这近一年的时间应付被告方辩护律师提出的种种辩护。

东京审判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陆军少将田中隆吉。田中隆吉1913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1922年陆军大学校毕业后进入参谋本部支那班,成为一个“支那通”。他在1930年到上海,与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一起策划了上海“一·二八”事变,又参与了策划内蒙古“独立”和图谋入侵苏联的张鼓峰事件。1940年任陆军省兵务局长,到1943年被转入预备役。作为长期在陆军中工作的人,他对日本陆军的内幕尤其了解,加上又有一个记忆力惊人的脑袋,他就成为检察方的“污点证人”。在证人席上,他将“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军国主义分子的罪状全数列举,被告席上的战犯听得直冒冷汗,暗暗叫苦。

另外,前首相冈田启介等人也走上了证人席做证。最令人瞩目的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在证人席上就这些战犯的“九一八”事变等罪行做了证。在战犯中,前外相东乡茂德为了自保,把海军发动珍珠港事变的内幕全盘托出,而作为天皇近臣的木户幸一更是给检察方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1948年4月16日,庭长韦伯宣布审判结束,所有被告被押送回巢鸭拘置所等待判决,这场长达两年半的马拉松式审判终于即将画上句号。

三、判决

七个甲级战犯都是很关心佛法的。

——宗教家花山信胜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庭长韦伯正式向所有被告宣读判决书,这份用英文写就的判决书长达1212页,厚厚一沓纸上载着日本军国主义近20年的累累罪状。韦伯用每十分钟七页半的速度快速地宣读,饶是如此,也一直读到11月12日才宣读完毕。

除了发疯的大川周明、中途死亡的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在被告席上坐着的还有25名被告,他们全部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七名战犯判处绞刑。

荒木贞夫、木户幸一、铃木贞一、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星野直树、佐藤贤了、大岛浩、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贺屋兴宣、白鸟敏夫、畑俊六16名战犯判处无期徒刑。

东乡茂德判处20年有期徒刑。

重光葵判处7年有期徒刑。

判决出来以后,一部分战犯为了最后一搏,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竟然以5票对4票同意接受上诉。

其实,这也非常符合ghq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希望,麦克阿瑟从一开始就希望把东京审判弄成美国一国的审判,考虑到当时的舆论,他不得不采取这种11国审判的模式。但审判过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ghq的影子在法庭上出现。而这一次“上诉风波”正中这位将军的下怀,他把战犯们的判决暂且按下,静观事态变化。

平心而论,东京审判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毕竟是一个由多国组成的国际法庭,一个国际法庭做出的判决竟然由一国的法庭重新审理,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就梅汝义愤填膺地指责美国:“如若代表11国的国际法庭所做出的决定还要由一国法庭重新审理,不管这一法

庭有多高,也不禁会使人担心,任何其他国际行动都同样会受到一个国家的任意重审和改变。”国际新闻舆论也吵成一片,美国人不得不做出姿态,1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再次裁决,拒绝接受战犯的上诉。

1948年12月23日凌晨,7名被判决绞刑的战犯被带出了囚室,进入特设的佛堂,由他们的“教诲师”花山信胜为他们做最后的“佛前签到”。花山信胜当时是自告奋勇进入巢鸭拘置所做“教诲师”的,事后,他对这段经历有很深刻的感悟,他曾经回忆说,有一个甲级战犯,曾经信仰神道教,在听了他的佛法以后,转而皈依佛教。日本近现代史研究者保坂正康评价说,“对于这个战犯来说,想要在大日本帝国里爬到社会上层,就一定要表现出皈依神道的姿态。支持天皇制的官僚和军人们一定要是国家神道的忠实信仰者,但是在个人立场上,那个人却希望成为佛教徒,踏上走向净土的旅程。这就产生了矛盾。如果这样考虑的话也可以说,花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大日本帝国的宗教政策。(以国家神道为轴心,其他宗教在其教义符合天皇制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公认)”,由此,他认为“花山怀有作为一个宗教家而战斗的精神”。

正如花山信胜所回忆的那样,七个甲级战犯都是很关心佛法的。在经历了两手血腥的一生以后,临死之前突然大彻大悟,希望死后能够去“净土”。东条英机在花山宣讲佛法的时候往往坐在最前列,身子一动不动地听着,样子认真得令人吃惊,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害怕作孽太多的缘故。

0时1分,一切准备完毕,七名甲级战犯分两批登上了高高的绞刑台,第一批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四人,第二批是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三人。在绳索套上脖子以后,就是一阵毛骨悚然的机械声,底下的木板被猛地抽去,七名甲级战犯的血腥一生就此结束。七人的尸体被送到横滨的久保山火葬场火葬。

至此,东京审判终于结束了其长达两年多的马拉松式的历史使命。在七名甲级战犯毙命的次日,巢鸭拘置所中岸信介等19名未被判刑的甲级战犯嫌疑犯被释放。其中的岸信介后来在1957年成为日本首相。在其他被判刑的战犯中,梅津美治郎、白鸟敏夫和东乡茂德分别在1949年的1月、6月和1950年的7月病死于狱中。

1950年3月7日,麦克阿瑟发布命令,所有服刑战犯可按所谓“宣誓释放制度”进行提前释放。11月21日,还未服满刑期的重光葵被释放出狱,既而其他被判决无期徒刑的战犯也相继获释。重光葵在1954—1956年担任鸠山一郎内阁的外务大臣,贺屋兴宣在1955年9月被释放,1958年获得赦免,同年立刻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又于1963—1964年担任池田勇人内阁的法务大臣,成为战后自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

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服刑的甲级战犯全部获得赦免。

四、功过

我们回顾东京审判,尝试对其进行评价和赋予其意义,使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更为客观,并将其作为自省的线索,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绝不是没有意义的。

——日本学者大沼保昭

对于东京审判的判决,历来都有不少的争议声音。从20世纪40年代东京审判进行中开始,一直到今天,争议之声不绝于耳。中国、日本、美国以及亚洲、欧洲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在围绕东京审判以及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进行一轮又一轮的争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

首先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组成问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由战胜的11国派遣法官组成。而在这战胜的11国中,除了中国、菲律宾和印度以外,全不是亚洲国家。这种“胜者审判”成为后来人攻击东京审判的理由。同时,东京审判与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审判有区别,在其法庭宪章中明确规定“为公正且迅速地审理及处罚远东的重要战争罪犯”(纽伦堡审判明确规定了审判对象为“轴心国”的战争罪犯),这也给许多人留下了口实。许多反对者认为:美国、苏联等胜利国在二战中及其后也犯下了许多战争罪行,诸如广岛和长崎原子弹事件,美国人多少带有一点向苏联炫耀武力的性质动用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恐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直接导致了数十万平民的伤亡和此后很长时间的生态灾难;苏联则撕毁了《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在战后将大批日本战俘扣留在西伯利亚,强迫其从事超重的体力劳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和苏联以及英、法等国又四处伸手,干涉中东问题,发动了越南战争,制造匈牙利事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入侵格拉纳达,入侵阿富汗等等,多少给人一种“五十步而笑百步”的感觉,甚至在远东国际法庭内部,也有法官对美、苏、英、法等战胜国提出质疑。来自印度的法官拉达宾诺德·巴尔(radhabinod pal,1886—1967)就主张所有战犯无罪,他的理由是这场审判是“胜利者对战败者的报复”,他同时还指出了西方国家在之前也做出了法庭上所指责的种种侵略行为,他不无讽刺地说:“对于一个我们不喜欢的国家的扩张政策,我们可以拒绝称之为‘上天的使命’‘保护重大权益’‘国家的荣誉’,或是依据‘白人的责任’的说法造出个新名目来称呼它,而是简单明了地将其命名为‘侵略扩张’。” 当然,应该注意的是,巴尔并没有为日本战犯开脱的意思,他也没有容忍日本所犯下的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所有罪行。他仅仅是从一个法学家的角度,对审判中出现的违反“法不溯及以往”原则等一系列程序缺陷提出质疑,许多日本人也没有容忍当时日本战犯的罪行,但显然,许多别有用心的日本右翼势力希望利用这个印度法学家的观点来全盘否定东京审判,甚至在今天的靖国神社中出现了巴尔的纪念碑。另外,东京审判中的“亚洲国家缺席”尤其引人注目,朝鲜、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亚洲国家被排除在外。而他们恰恰是日本侵略的最大的受害者,比起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荷兰这些国家,他们的受害记忆更为深刻。这绝对是一大缺憾。

第二个争议是关于其法律依据和罪刑适用上的问题。在审判过程中,辩方律师就从几个方面提出了反对,他们认为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并不能让个人承担责任,同时也主张“侵略战争本身并不违法,而且1928年巴黎会议宣布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既没有扩大战争犯罪的内涵,也没有将战争等同于犯罪”。言外之意,就是东京审判违反了“法不溯及以往”原则,用这些战犯犯下罪行时尚不存在或未完善的国际法来定义他们的罪行。印度法官巴尔也持同样的态度。当然,争议最大的还是关于东京审判中所适用的“破坏和平罪”的问题。从这个罪名本身来看,它至少包含两个要素:战争行为是违法的,战争行为的发起应该由领导人来承担。当然,这两者的结合至少要在二战的最后阶段才可以看到,东京审判沿用了纽伦堡审判的经验,把发动战争与领导人责任结合到一起创设“破坏和平罪”,用这个新设罪名去处分在之前的1931年、1937年、1941年发动战争的日本战犯,不免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

第三个争议是美国作为单独占领日本的战胜国,从自身利益和战后占领政策出发,对审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比如,对战争中默认或者说纵容军部领导人发动战争的裕仁天皇,美国刻意采取为之开脱的办法。东京审判的检察官基南刻意诱导东条英机等人为天皇免除战争责任,甚至未让天皇出庭就任何一件战争罪行进行做证。这明显违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六条“被告在任何时期所处之公的地位,都不足以免除其被控所犯任何罪行之责任”的规定。显然,美国认为在其战后占领中,天皇仍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在审判中,美国从主观意识出发,放过了一些本应接受审判的战犯。比如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直接责任人石原莞尔就未被列入被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石原在战争后期与美国最痛恨的东条英机站到了对立面,且从美国人的战犯选择来看,明显有以太平洋战争为重心的倾向。因此,石原莞尔就幸运地逃脱了东京审判。另外,如日本宪兵、特高警察等团体和大发战争财的日本财阀的罪责也没有遭到追诉,慰安妇、细菌战等重要犯罪行为也未加以查究。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日本的媒体甚至国民中一度也出现否定和批判东京审判的思潮。如日本作家城山三郎的小说《落日燃ゆ》就以甲级战犯广田弘毅为主角,对广田被判决死刑表示了同情,一度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广田是七名被判死刑的甲级战犯中唯一的一个文官,在许多日本人心中,似乎广田作为文官,不应承担本由军部分子承担的战争责任。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出现了以对广田弘毅的同情为媒介对东京审判加以批评的普遍反应。(当然,不论怎么样,广田作为首相和外相在侵华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是无论如何洗不干净的)

我们认为,东京审判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能作为日本战犯无罪的依据,也不能作为日本右翼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开脱的依据。正如日本学者纐缬厚所指出的那样:

在此所说的战争责任具体是指什么呢?不言而喻,当然是指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给亚洲各国及人民带来巨大破坏和痛苦,对此应负有责任(日本造成的战争破坏和损害的“事实”)。为了履行应负的责任,日本必须进行谢罪和实行补偿,并积极地寻求和解。同时,日本身为侵略战争的发起者破坏了可能共有的历史认识,对此必须有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

诚然,东京审判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东京审判首先为日本国民揭示了战争中的真相,比如所谓“以自卫为目的”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其实是关东军蓄谋发起的,日本军队进入南京以后做出了什么样的暴行等等。这些行为的揭示有力地帮助日本国民乃至众多其他国家的民众认识到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也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和平教育,让“战争是有罪的”这一观念根植于人心。

而用所谓的“审判者也不干净”来否定日本本身的侵略罪行这一逻辑是很荒谬的,审判者的不干净以及审判程序的不合法并不等于日本本身行为的正当。就如美国的原子弹和燃烧弹给日本带来极大的痛苦,但日本的侵略也带给亚洲人民更多的痛苦,不能因为前者而否定后者的存在。

所以,有许多日本学者也对东京审判的意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日本学者大沼保昭就认为应该将这次审判作为“精神武器”,作为反对战争、提倡和平的精神武器。具体来说,国家不以发动战争为解决问题的手段,领导人发起战争必须受到追究,公民个人不服从违法的国家命令。而日本国民也必须充分认识到战争责任,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及国民对历史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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